“恩师毕生都致力于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也一次次引领团队向着更超高产的目标推进。从现在看，这一研究对助力粮食增产，依然有很大潜力。下一步，我们应该持续加强亚种间杂种优势和理想株型塑造这两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同时特别重视将理论研究通过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高产能力。”5月27日，“学习袁隆平崇高风范，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报告会在袁隆平生前工作和生活过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举行，会上，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邓启云说。

  没有特别布置的会议室，人员因“超载”而加了足足两排塑料凳。

  集体默哀、观看袁隆平作词的《我有一个梦》MV，简单开场白后，尚未走出哀伤情绪的他的科研“后代”们，认真严肃地聆听着报告。除了发言者，会场再无一丝杂音。

  简单朴实无华，一如袁隆平在这里工作生活时的写照。

谈及杂交水稻，他眼里永远都有光

  “袁老师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杂交水稻。说起杂交水稻，他眼里永远都有光，并且‘滔滔不绝’。因为专注执着，他才能挺过杂交水稻科研发展过程中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几十年如一日，才有了今天我国杂交水稻技术的世界领先。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学习袁老师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张德咏说。

  袁隆平离世前，曾在三亚住院治疗。有一天，张德咏去医院向他汇报工作，时间已是晚上9点多。尽管很晚了，但他依然和张德咏交流了40多分钟，耐心细致地交代中心要抓的重点工作。

  “袁老师是我们中心的家长。他走了，我们都很难过。我觉得，学习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传承是对他最好的缅怀。我们会传承先生未竟事业，竭力做好世界粮食安全事业中的中国担当。”

  “我和袁老师相处了12年，他每次看到我的第一句话都是杂交水稻。他常说电脑里、书本里都长不出水稻，要种好水稻就必须下田。他也是这么做的。前几年他身体好的时候，每天都下田观察水稻长势，风雨无阻。我做栽培工作，那时候下田次数都没有他多。这两年，由于身体原因袁老师出差次数少了，但他经常打电话询问试验田情况，特别是水稻快成熟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打好多个电话来问。”中心栽培室主任李建武说。

  “我们做栽培工作的经常被人调侃，‘远看像种田的，近看像卖炭的，仔细一看是做水稻科研的’。”李建武说起来很无奈，“栽培工作又脏又苦又累，有时候我都想放弃。但袁老师几十年如一日都坚持下来了，我们这点苦算什么?现在袁老师走了，但他的精神就是我们团队的凝聚力。再苦再累再难，我们都会接续他的‘禾下乘凉’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想。”

  同样感受的，还有中心研究员马国辉。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因科研经费匮乏，从事水稻栽培工作的马国辉一度想离开。他清楚地记得，有一天，袁隆平像往常一样去田间“打卡”，他拉着自己坐在田边，边抽烟边跟他说，科研要耐得住寂寞，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坚持。

  此后，马国辉担任中心党委书记期间，袁隆平依然要求他在长沙和三亚各种一丘高产田，与中心年轻专家“PK”，不能因科研管理工作而耽误科研。后来，马国辉退休，袁隆平又嘱咐他“退位不退科研”。

  “现在，我还在做第三代杂交稻攻关和耐盐碱水稻配套技术研究，并有了阶段性进展。虽然我已年过六旬，但我会像他给我起的绰号‘马似驼’那样，像骆驼般负重前行，不负他的期望。”

心怀天下，敢为人先，他的科研从不“藏着掖着”

  1970年，袁隆平助手在海南三亚发现“野败”。为尽早实现杂交水稻“三系配套”，他没有藏着掖着，将珍贵的“野败”材料分发给全国相关协作单位。此后，全国大协作，在1973年迅速成功实现了杂交水稻三系配套育种，并很快育成了“南优”等系列籼型杂交水稻高产组合，使杂交水稻快速走向大面积生产，也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生产上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

  张德咏在报告中还谈及，杂交水稻在中国大面积推广后，袁隆平带领团队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为近80个发展中国家培养杂交水稻技术人才14000余人。现在，全球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杂交水稻试验试种和推广。

  “博士毕业到现在已20多年，我坚持应用研究，相继选育出了中国第二、三、四期超级稻代表性品种。我们缅怀袁老师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习他的精神，破除‘四唯’，真正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我希望我们团队，未来能像他那样，扎实推进理论突破，并致力于将理论突破转化为技术和材料的原始创新，助力新品种产量潜力大幅提高。”邓启云说。